话题|摄影的意义,就是让爱我的人高兴一次

宁舟浩 2017-4-19 尤文虎

我的第一台相机凤凰DC303。1993年3月23日购入,1998年7月17日退役。他陪伴我度过了高中、大学和参加工作的最初两年的时光,帮助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摄影作品。

 

我的第一台相机凤凰DC303。1993年3月23日购入,1998年7月17日退役。他陪伴我度过了高中、大学和参加工作的最初两年的时光,帮助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摄影作品。

 

1993年3月23日,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十分隆重的日子。因为那一天,上高二的我拿着我妈悄悄塞给我的840块钱,中午放学后顾不上吃饭,骑自行车到济南市百货大楼三楼的照相器材部把那台日思夜想的凤凰DC303相机捧回了家。从那天起,一个没有相机的摄影爱好者终于了却了自己的夙愿。

 

我知道,送我这台相机是母亲对我学习摄影一年来最大的支持。选择这个型号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比它价格更便宜的相机质量不够稳定;据说进口的理光相机质量会更好一点儿,但是最便宜的那款也要一千多块!母亲一个月工资才一百多,一千块对我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台阶。父亲一直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我学习摄影,他认为我最大的任务是学好课本上的东西,考上大学。母亲是冒着巨大的家庭风险,用自己的私房钱帮我买了这台相机。没多久,父亲就发现了这事儿,和母亲大吵一顿……

 

《羞》于1995年5月2日在洛阳龙门石窟附近拍摄,凤凰相机上安装了一支二手的雅西卡42-75MM的变焦镜头,使用乐凯100度盘片。后来这幅照片在学校摄影学会的展板上展出,这是我公开展示的第一张作品。

 

我从此不敢在家里公开触碰这台相机,只能等到深夜待家人入睡以后,悄悄把相机从壁橱里取出来。洗干净手,点亮台灯,轻轻打开纸盒和皮套,把相机举在眼前,用四十五度的裂像聚焦屏对着台灯的昏黄的灯罩反复聚焦,体验微棱对焦和磨砂对焦的轻微差异。然后在每一档快门速度下,慢慢转动卷片把手,缓缓按下快门按钮,把耳朵贴紧紧在相机背盖上,像医生听病人心跳那样倾听弹簧释放后颤动的余音。从B门到两千分一之秒。最后,我会把相机擦拭的一尘不染,轻手轻脚地再把它收好,放回原处。我最喜欢这台相机上淡淡的煤油的香味儿,此后我没能在任何一台相机上找到过类似的芬芳。这是我在高三苦读中唯一能够释放自己摄影焦虑的方式。

 

《静静地夜》是我第一张获奖摄影作品,于1997年获得《山东画报》第9期“鲁能杯”摄影月赛三等奖。

 

作为一名业余纪实摄影师,从读高中与摄影结缘至今已经26年。有一次突发奇想——如果现在我的生活中没有摄影,那会是怎样?景象似乎不错:没有了面对拍摄无法有效介入的迷茫和焦虑,没有了酷暑寒冬奔波的辛苦和疲劳;告别昂贵沉重的画册和照相器材,再不用为外出拍照请假、翘班;每天朝九晚五,中午还能小睡一会儿,周末也能陪家人打扫卫生、逛逛商店。然而,在这过去的26年中,面对很多次放弃的当口,我跟随摄影一路走来。从少年到青年,直到今天成了一个有着大肚腩和头发逐渐稀疏的中年人。我觉得,摄影是我保持生命警醒,救赎内心的最后防线。

 

在学校,我不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学生。在单位,我也缺乏那种游刃有余的本领。唐寅有诗:笼鸡有食汤锅近,海鹤无粮天地宽。面对外界的诱惑我没有放弃“饭碗”的勇气。看到身边投身专职的兄弟们各种成就,至今仍对自己的懦弱感到绝望。学会在矛盾中生存,在平庸中追求自己渺小的不凡,以期待摆脱“汤锅”的宿命,是我当时面对的最大焦虑。“一向正确”的父亲也多次劝我 “放弃摄影,专心事业”。我感觉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在洪水中树叶上的一只蚂蚁:是抓住机会跳到另一片树叶,还是继续抱紧手里的叶子随波漂流?跳过去的结果是怎样的,我对自己的放任自由是否会导致最终的死亡?!我常常因此感到巨大的焦虑和自卑。

 

我在大学期间,拍摄的我的残疾同学姚伟勤奋刻苦学习的一组照片《身无双飞翼 胸有凌云志》。这组照片在1996年3月21日的《陕西日报》整版发表,为我日后求职加分不少。照片主人公姚伟现在西安市残联工作。

 

最初我的“不凡”就是能在报刊上发表照片,然后把报纸或者杂志拿给认识的人看,貌似不在意却竖起耳朵倾听别人的每一句赞美。随后就是获奖。大奖、小奖获得多了,名字自然就耳熟,圈子里一提起来就好像有了“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满足感。

 

刚追求到“不凡”没几年,我又面对了新的焦虑:我开始不满足于在别人眼中身份和自己认同身份的巨大落差。首先面对的就是必须要更新自己不那么体面的学历。好在很多同道早有类似的焦虑,市场上也早已孕育出成熟的商品可供购买。我毫不犹豫,投身这终南捷径。然而,不到半年我便深深体验到了传说中的坐科如坐牢的古训,体味到这件苦心求来的“最昂贵摄影器材”的不堪。不仅专业上没有些许收获,且被奴役驱使、倍受屈辱,不得已终日以谎言对抗欺骗。我切身认识到这文凭就是某位贤达所说的“收款凭据”,且没有任何消费的快感。毕业那天,我头戴学位帽在所有合影中均紧闭双眼以示对这段痛苦经历的忏悔。

 

三叔黄汉威73岁,系平地黄氏三房“见台房”二十七世;黄毅明44岁,是平地黄氏三房“瑞山房”二十九世。虽然平时大家很少有机会相聚,在清明节前,黄毅明下班后带着孩子到祠堂和三叔商量祭祀的细节。 这张照片是参加ISEE摄影大师工作坊,于2014-15年,在广东省佛山大沥镇完成的摄影专题《大沥人家》其中的一张。这张照片有幸入选中国摄影家协会公益广告。

 

毕业那年夏天,基于这段经历,我开始怀疑是否要在这条路上继续坚持。很多亲友曾经用乐羊子妻“今若断斯织也,则捐失成功,稽废时日”的典故来鼓励我。两难之间,想到请刘树勇老师指点迷津。刘老师并没有直接回复我的问题,只是给我讲述了他当年在南开求学期间,坚持每周六坐火车到北京冯友兰先生家蹭课的经历。最后用他特有的男中音总结到:要不断向高人学习,哪怕当时你内心充满了自卑感。要让学习成为你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某个过程。随后我紧随刘老师的节奏跟他平分了那瓶烧酒,微醺中的内心却是前所未有的清朗。

 

2012年3月19日,马良携“我的照相馆”一行人马来到济南开展拍摄。不到四岁的女儿因为眼生,不愿穿上服装师准备好的剧装。于是就有了这张并不完美的全家福。

 

2012年3月19日,马良携“我的照相馆”一行人马来到济南开展拍摄。现场拍摄气氛之热烈和真切大大超过我的逾期。电影剧组般忙碌的大队人马,纷繁的道具、服装,让一张张、一对对陌生的面孔在马良标志性的幕布和布景前显影一般真情流露。在这里,照片重归郑重和真挚。想到两天后就是我和妻子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我赶忙喊来刚刚下班的妻子带上女儿来参加拍摄,以期纪念。四岁的女儿眼生,哭着不肯穿上剧装,马良使出浑身解数、万般劝说无效,只好应允孩子穿着她的黄色马甲走进布景,完成了这一张并不完整的所谓“作品”。随后,我在微博上@马良,告诉他我们一家对这张十周年纪念照的喜爱。马良即刻回复我说:我从小画了那么多傻X石膏像,在各种江南水乡反复画那些破桥,被那些只有技术没有灵魂的老师羞辱,在广告界和傻X们苦斗。你要知道:你学到的那些技巧,如果可以让朋友兄弟们开心一次,这应该就是艺术的全部意义……

 

一生相伴,百年好合。103岁的罗开明和104岁的吴关凤结婚90多年,历经战乱、饥荒、疾病,至今依然居住在当年小渔村中,夫妻相守,子孙绕膝。 这张照片是参加ISEE摄影大师工作坊,于2014年1月,在海南万宁市和乐镇拍摄的摄影专题《百年好合》其中的一张。后来这张照片有幸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公益广告,流传颇广。

 

从2014年年初开始,我纪录一对百岁夫妻日常生活的作品《百年好合》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公益广告,频频出现在北京地铁和国家博物馆,有一次竟然以跨页的形式刊登在《求是》杂志上。我知道《求是》在一向正统的父亲心里的分量,于是我专门找到这本《求是》杂志,壮着胆子送给了父亲。但他看后,只是把杂志放在一边,并没说什么。后来,当他得知我要去参加本次摄影工作坊的庆功宴时,他竟然拿出一瓶珍藏的茅台酒,让我和工作坊的导师朋友们分享。

 

我的摄影和生活纠缠在一起,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绕了一个大圈子,经历种种痛苦和纠结又回到了原地。我终于看清了我拍摄的目的,再不为所谓的不凡,而只为热爱,摄影对于我则是生命的选择。我知道,摄影并不是让我不凡的工具,而是帮助我认识自我,破除虚妄的工具;是让我从另外一条道路上实现自我超越的罗盘。最好的作品,都应该出自真正的生命的感动。我不禁想到我多年前并没有真正读懂的孙京涛老师在一本书里写的那句话:“甘于淡薄、持之以恒是纪实摄影家最重要的素质”。 

 

从此我回到了原来的日子:耕种之余,心无旁骛、闲云野鹤地拍照。从此过上了幸福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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