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摄影

医者的肖像摄影故事

姚帅 2019-11-4

编辑:《大众摄影》顾峰

他是一位普通医院里的普通医生,他喜欢摄影,他把镜头对准了自己接待的患者,为他们留下了一张张透视内心状态的肖像照。

姚帅

今天就为您带来姚帅的作品,作为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一名大夫。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之余,姚帅开启了第一个摄影项目《人在医院》。从2016年8月拍下这个系列的第一张照片开始,这三年里他拍摄了400多位病患和家属,1万多张照片。通过将作品发布在CNU的相册中,他的作品为更多人知道,进而感受到镜头背后他的人文情怀。近期姚帅透过本刊采访,为我们揭开他的摄影之路,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姚帅的《人在医院》系列

 

|访谈|

Q 大众摄影 A 姚帅

Q :谈谈你的成长背景,对于你学医和喜欢这种人文摄影的影响?

A: 2001年,我还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我清楚记得18年前的那天傍晚,放学时父亲接我回家,神情沮丧。我问他怎么了,父亲淡淡地说:“没什么,牙齿痛,刚从医院看病回来。”回家后,父亲把检查报告拿给了母亲,母亲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的哭泣。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父亲得病了,得了“肝硬化”。而就在这之前的2年,1999年,疼爱我的祖父过世了,因为“肝癌”。我不知道“肝硬化”到底是什么,但从那天起,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我感觉父亲随时都可能离我而去。

选自《人在医院》系列,姚帅 摄

2006年,我是一名高一学生。处在青春期,敏感而脆弱。看着父亲日渐瘦削的背影,心痛而不安。一次假期后返校,经过县城,父亲顺路带我去复打乙肝疫苗。接诊的医生态度极其冷漠,父亲咨询一个问题,对方很不耐烦。打完针父亲悻悻地带我离开,返校的路上他比较沉默,低声问我:“是不是城里人都这样,看不起农村人?”我生长在农村,我明白农村卫生资源的匮乏,也目睹过底层百姓的挣扎。我的童年、少年时光被父亲疾病的阴影笼罩,我体验过无助的滋味,我也亲历了一场疾病所产生的社会性的影响。 一个人很难理解另一个人的悲伤,是的,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困苦生活体验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明白困苦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这段不愉快的成长经历,让我对身处困境中的人多了一份共情,一种感同身受的能力。这也是我高考志愿填报医学、摄影创作方向定位于人文摄影的原因。

Q :谈谈你大学求学阶段,怎么喜欢上摄影?当时怎么学习摄影的?

A: 喜欢上摄影,是因为我意识到身边有很多值得记录的事物。和十七岁时的一天傍晚在家乡的稻田边上看到的那抹晚霞有关,和十九岁时的一天下午在公交车站台上看到大雨里低头拉着板车的老妪有关。冥冥之中,我对“美”有了记录的意识,对“真”有了表达的欲望。摄影,就是不错的方式。

在大学阶段其实没有系统地学习摄影,当时只是用卡片机的自动挡去拍摄,根本不知道曝光三要素,更没有光线的概念和后期处理的意识。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学习是从工作后拥有第一台单反相机开始的,从研究说明书开始,到慢慢地接触到不同摄影师的作品,最终明确了自己在摄影上需要尝试和努力的方向。

Q :最开始拍摄病人肖像的动机和初衷是什么?开始阶段遇感觉什么最难,遇到哪些困难?


A :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都太匆忙了,忙于生存、忙于发展、忙于成功。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向外投射,忘记了去凝视自己的内心。他们的人际关系也都标签化,忘记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精神层面的特质。我着迷于肖像摄影,因为一张成功的肖像能纯粹地表现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能引发观者在精神层面的共鸣。作为一名医生,一直在接触不同的病人及其家属,他们最真实的状态恰好能让我以医院为一个节点,反映出世间百态和人生况味,所以确定了我的第一个摄影项目《人在医院》。

刚开始这个摄影项目的时候,于我而言布光和曝光是最难的,但到后期才意识到,最困难的是如何通过一张肖像来最恰当地表现出被摄者最真实的内在特质。整个拍摄过程中其实其他困难也不少,包括需要克服自己的懒惰,需要承受他人的曲解。

Q: 你是如何和病人沟通,让他们答应参与拍摄的?

A :实打实的拍摄过程仅仅占了整个拍摄活动不到20%的时间。绝大部分时间是用在了与受访者在拍摄前期的交流上。我预设了几个固定的问题,包括“如何看待生老病死”、“你认为一辈子什么最重要”、“一生中最痛苦的过往”、“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贯穿于整个交流过程中。我对身处困境的人有一份深切地共情,应该是这份真诚使得彼此间的交流变得顺畅,最后的拍摄也变得水到渠成。

Q :你是怎么想起来通过网络传播和分享这些照片的?

A :应该来说,除了网络,目前为止我没有任何途径去及时展示我的照片,传播我内心对这个世界最真切的感受。也许是我比较消极吧,身边的一些同好,他们对“美”,对“好”的把握,和我的理念是有很大出入的,所以我个人并不愿意去向他们展示我的照片。

Q :病人和周围人对于你的作品和所干的项目有什么反应和交流?

A :包括受访者在内,我没有刻意向任何周围的人展示过我的作品,也没有向他们介绍过我的摄影项目。对于他们是否能够深刻理解我的创作动机,我没有把握。曾有受访者主动要求赠与一张照片,后来因为照片是黑白色调以及后期的裁剪方式,对方颇有微词。我不想去过多地解释自己,这样反而会引来无谓的误会和猜疑。我能确定的是我的动机是纯粹的、我的作品是深沉的,对受访者不还可能构成任何负面影响的。

 

Q: 你的影棚是怎么开始搭建?使用到哪些设备,有哪些在搭建过程中的故事?

A: 我那个所谓的影棚其实就是在拍摄前临时在主任办公室搭建的。由临时架起一个白背景、一个由热靴闪光灯和折叠灯箱组装成的柔光灯以及一个可折叠反光板组成的。因为不能影响到上班时间对办公室的使用,每次都是拍完即拆。设备虽然很少,但包括拆装、转运全都是由我一个人完成,有时候一天要装拆好几次,还是蛮累人的。还有就是对引闪器的不了解以及引闪器本身性能的不稳定,拍摄过程中出现过很多次无法正常引闪的情况,错过了很多精彩的画面。

Q :你的这组系列照片后期主要经过哪些编辑处理?

A :这组照片最终呈现出的效果,我认为前期的拍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通过单灯布光来加大画面光比得以实现的。这组照片的后期处理非常少,只是进一步调整了对比度和锐度,然后就是裁剪,没有别的处理。

Q :照片的发布为更多人所知道,对你的工作生活有什么影响,带来哪些改变?

A: 对工作和生活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只是更多人知道原来我拍照技术还是可以的,仅此而已。真正的摄影创作其实是很私人的,所以我也不想这次的媒体报道影响到我以后的创作心态。

要说带来的改变,我想应该是我对自己的创作能力有了一定的信心,我将进一步笃定地去跟随自己的内心,去发现、呈现生活中的美和真。

 

Q :听说你参加了第三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你对于摄影和医学人文的关系有哪些自己的理解?


A :摄影的门类很多,而我的创作毫无疑问是人文性质的,镜头始终对向社会,对向普罗大众,对向自己,以人生、人性的维度去定格发生在周遭的瞬间,以此表达对自己、对他人生存境遇的种种反思和关切。

现代医疗模式早已衍生为“生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即要求医务工作者在诊疗过程中注重患方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因素对病情的影响。其实就是强调医者不能只医“病”,而是要医“人”。这也向医务工作者注重自身的人文修养、医疗机构对患方提供人文关怀提出了要求。

“人文摄影”和“医学人文”涉及人文领域的不同方面,但本质上都是对“人”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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